近日，新京報報道了一位29歲女性小月（化名）的經歷引發關注。她曾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，卻在入學后因陷入“空心病”困境兩次休學，最終憑借已修學分轉至專科畢業。工作多年后，她仍頻繁被噩夢困擾，夢境中反復重現初入北大時被全方位“碾壓”的場景——曾經的考試優勢蕩然無存，自我價值感徹底崩塌，甚至產生過自殺念頭。

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的研究數據顯示，該校一年級新生中，30.4%存在厭學或認為學習無意義的情況，40.4%覺得人生缺乏方向。這些數據表明，“空心病”現象并非特定群體專屬，而是廣泛存在于青年群體中的心理困境。然而，部分媒體在報道時，卻刻意將“小鎮做題家”身份與“空心病”建立關聯，這種敘事方式引發了爭議。

“小鎮做題家”原本是青年群體自嘲的稱謂，指那些通過應試教育突破階層限制的學子。但近年來，這一標簽逐漸被賦予負面色彩，常與“抑郁癥”“情商低”“視野狹隘”等刻板印象捆綁出現。某媒體報道中，將小月的困境歸因于其“小鎮出身”，卻忽略了數據揭示的普遍性——城市學生同樣可能面臨類似心理危機。這種選擇性敘事，實質上是對特定群體的話語歧視。

將復雜個體簡化為標簽化符號，不僅無助于理解問題本質，反而會加劇社會偏見。例如，有人將“小鎮做題家”描述為高分低能的代表，卻忽視了高考制度對學習能力、毅力與專注度的篩選作用。歷史上，從科舉制度到現代高考，無數寒門學子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躍遷。如今，梁文鋒、劉強東、雷軍等行業領軍人物，均曾是“做題家”中的佼佼者，他們的成長軌跡證明，應試能力與未來發展潛力并非對立關系。

更深層的問題在于，這種敘事消解了結構性不公對個體發展的影響。小鎮青年在資源獲取、機會平等方面確實存在局限，但將困境簡單歸咎于個人能力，忽視了起點公平、機會公平等系統性問題。當旁觀者以傲慢姿態品頭論足時，實際上是在縱容社會性不公的延續。例如，城市學生同樣需要應對升學壓力，卻鮮少被貼上“城市做題家”的標簽，這種雙重標準暴露了話語體系中的出身偏見。

拒絕簡化敘事，需要以更公正的視角審視青年群體的困境。每個個體的努力與突破、失落與彷徨，都值得被認真對待。社會應關注結構性因素對成長路徑的制約，為不同背景的青年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。例如，完善教育資源分配機制、拓寬職業發展通道、構建包容性社會支持體系，這些措施比單純貼標簽更能幫助青年找到自我價值。

當媒體報道聚焦于個體案例時，應避免將復雜問題簡化為身份標簽。小月的經歷提醒我們，心理危機可能降臨于任何群體，而真正的解決之道，在于正視結構性矛盾，為所有青年創造更公平的發展空間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讓“小鎮做題家”回歸其本意——一個關于奮斗與突破的中性描述，而非隱含貶義的刻板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