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讀者曾向筆者提出疑問：當人生遭遇困境與挫折時，究竟該如何堅持下去？對此，筆者的回答是三個字——“我愿意”。這三個字看似簡單，卻蘊含著強大的力量，它代表著一種基于價值觀的選擇，讓人在面對困難時能夠保持堅定。

人生中有三件事充滿不確定性，無人能夠精準預測。其一，是終身的收入。無論當下如何努力，都無法確切知曉自己一生究竟能掙多少錢。其二，是人生的苦樂。人們常常追求幸福，可現實是，許多看似美滿的婚姻，最終卻走向了離婚的結局。其三，是生命的終結。沒有人能預料到自己會在何時、以何種方式離開這個世界。這三件事，涉及利害、苦樂與生死，讓許多人陷入焦慮之中。

這種焦慮，使得人們在面對難題時，往往陷入瞻前顧后、猶豫不決的境地。他們不斷地在各種選擇之間徘徊，每做出一個決定，又可能因后續的發展而后悔不已，如同來回拉動的抽屜，導致情況愈發糟糕。而“我愿意”這種價值觀導向的選擇，恰恰能幫助人們擺脫這種困境。當人們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做出選擇后，面對困難和挫折時，便不會輕易焦慮和后悔，而是能夠堅定地走下去。

歷史上，釋迦牟尼本是王子，享受著尊貴的王族生活，但他卻毅然舍棄這一切，選擇出家修行。他的苦修，并非被迫，而是源于內心深處的“我愿意”。在當今社會，也有許多企業家，即便年過六旬、七旬，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紀，卻依然充滿激情地繼續奮斗。盡管折騰的過程充滿疲憊與辛苦，但他們依然樂在其中，因為這是他們愿意做的事情。

以房地產行業為例，“911事件”后，紐約世貿中心開始重建，筆者所在的企業參與了重建工作，在一號樓頂層開發運營了“中國中心”。之后，又在臺北陽明山上開發了“萬通臺北2011”。這兩個項目，從賺錢的角度來看，并不理想，過程曲折且收益有限。若將同樣的資金、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，或許能獲得更豐厚的利潤。然而，筆者依然選擇參與這些項目，因為內心有著“我愿意”的信念，希望通過這些項目，為促進中美交流以及兩岸交流貢獻一份力量。

這種選擇背后，體現的是一種價值觀——“追求理想，順便賺錢”。當然，這句話有一個潛在前提，那就是“必須賺錢”。畢竟，理想需要物質基礎來支撐，如果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，追求理想也就無從談起。因此，在追求理想的同時，也要確保能夠生存下去。在此基礎上，按照價值觀來進行判斷和選擇，便有了“守正出奇”的理念。

“守正”，意味著堅持原則、規范、正道，秉持道德，認真做好企業，依法依規、清清白白地做事。而“出奇”，則是在必要時進行變通。在過去“野蠻生長”的年代，企業若完全不變通，很難生存下去，因此偶爾的變通是必要的。然而，隨著時代的發展，如今我國已經建立起了法制化、市場化、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和制度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做生意就需要堅持“守正”，減少變通。

觀察許多民營企業的遭遇，不難發現，很多問題都源于過度的變通。當事情辦不下來時，一些企業選擇找人、送禮、請客吃飯等方式來“解決問題”；當事情辦理進度緩慢時，又重復同樣的操作來加快進度。中式餐廳里包房眾多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滿足這種拉關系、搞變通的需求。從短期來看，這種操作或許能帶來一定的便利，但潛在的成本和風險卻極高，出事的概率也大大增加。

因此，筆者選擇堅持“守正”，不辦不能辦的事，不追求快辦只能緩辦的事。不找領導，不請客吃飯，依法依規地開展業務。即便這樣會少掙一些錢，也在所不惜。畢竟，人生中能掙多少錢本就難以計算，而且從長遠來看，以50年、100年的尺度衡量，這些錢或許并不那么重要。就像清代的廣州十三行，首富伍秉鑒曾號稱“富可敵國”，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稱為19世紀上半葉的“全球首富”，但一百多年過去，如今知道他的人已經寥寥無幾，他的財富也早已消散。

堅持按照這種價值觀行事，筆者在多年的生意中，很少因為錢的事情而郁悶。在公司里，一直秉持“先算是非，后算得失”的原則。做事之前，先判斷這件事情是否正確，是否符合價值觀。如此一來，即便做一輩子生意，也不會輕易出事。因為錢分為善款、利潤和贓款，利潤中性，善款為好，贓款為壞。要保證利潤不轉化為贓款，就必須先算是非，后算得失，用價值觀來指導行動。

正因為秉持這樣的價值觀，筆者才會參與紐約和中國臺北的項目。即便賺得不多，甚至出現虧損，但只要這個損失在承受范圍內，就不會后悔。這就如同小說中常見的為愛私奔情節，私奔的雙方之所以愿意，是因為內心的情感驅使，別人干預得越厲害，他們反而越堅定。因為愿意，即便顛沛流離，也能感受到愛情的甜蜜；即便寒窯苦守，也能體會到幸福的滋味；即便生死與共，也能感受到長情的溫暖。反之，如果不愿意，再光鮮的生活，也不過是湊合罷了。

人生在世，就應該活出一個“我愿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