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ICPC北京總部的一場座談會上，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發言引發了廣泛討論。面對青年學者與教練，這位79歲的科技領袖沒有重復“技術封鎖”的焦慮，反而提出一個顛覆認知的觀點：“大量人才赴美發展是件好事。”這一論斷如同一顆石子投入輿論湖面，激起層層漣漪——有人質疑其立場，有人擔憂人才流失，但更多人開始重新思考：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，人才流動的本質究竟是什么？

任正非的“反常”言論，實則指向一個被焦慮掩蓋的真相：科技競爭的核心從來不是“圈養”人才，而是構建開放的創新生態。他以華為自身經歷為例：早期研發團隊中，許多成員擁有海外學術或產業背景，他們帶回的不僅是技術知識，更是跨文化的管理經驗與研發思維。這種“全球育苗、本土開花”的模式，讓華為在通信領域實現了從追趕到引領的跨越。“技術無國界，關鍵在于吸收與轉化能力。”任正非的潛臺詞清晰可見：若因恐懼流失而封閉國門，無異于主動放棄接觸前沿的機會，最終矮化人才的成長空間。

這種開放思維同樣體現在華為對技術封鎖的應對上。被制裁四年間，華為研發投入不降反增，其秘訣在于“在限制中尋找開放”：通過參與開源社區、國際標準制定、跨企業技術聯盟等方式，持續融入全球科技網絡。任正非將此比喻為“戴著鐐銬跳舞”，強調封閉只會走向自困，而開放才是突破困境的必由之路。他以美國半導體產業為例：其強大源于整合全球材料、設計與制造資源，而非孤立發展。這種“消化再創新”的邏輯，正是中國科技從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的關鍵。

在AI領域，華為的選擇同樣體現務實主義。當行業熱衷于追逐“通用人工智能”的宏大敘事時，任正非將目光投向工農業場景：“未來3-5年，大模型應優先解決產業痛點。”這一判斷源于對中國制造現狀的深刻洞察：大量工廠仍依賴經驗驅動，質檢依賴人工目檢，而AI技術恰好能將這些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算法，推動中小微企業數字化升級。這種“技術賦能”的思維，比單純爭奪“AI第一”更具長遠價值——科技的使命是讓復雜技術變得可用，而非讓簡單問題復雜化。

任正非的發言中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觀點是對教育與企業邊界的厘清。他直言：“教育培養人，企業用好人，兩者目的不同，應避免混淆。”現實中，高校為追求“產學研結合”過度側重應用研究，企業為儲備人才要求大學開設定制課程，這種“責任錯位”導致基礎學科萎縮與人才培養斷層。華為的“天才少年”計劃則提供了另一種范式：不要求高校輸出“成品人才”，而是通過企業實戰項目加速青年成長。這種分工模式——教育提供“毛坯”，企業負責“精加工”——或許比籠統的“校企合作”更能釋放人才潛力。

從人才流動到技術開放，從AI落地到教育分工，任正非的論述貫穿著一條主線：真正的科技自信，源于對世界多元性的承認。他提醒，科技競爭不應被簡化為零和博弈，人才的價值在于創造而非歸屬，開放不是妥協而是生存本能。當行業沉迷于“卡脖子”的焦慮時，華為選擇在開放中突破；當輿論糾結于人才流失時，任正非看到的是知識溢出的長期回報。這種穿透表象的理性，或許正是中國科技穿越周期、實現躍遷最需要的定力。